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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身处一场商业谈判，场面僵持不下，谈判双方的状态都达到极限，眼看着平衡就要崩塌，技术性的打断就必不可少。中场休息、吃一顿饭，甚至只是去趟卫生间、打个无关谈判的电话，都能松一松双方之间过于绷紧的那根弦。

“我们太激动了。”

“戴英，我们先各自冷静一段时间。”

“等我们都冷静下来，再重新讨论这件事。”

那天，梁倏亭的本能警告他必须中断谈话。于是，他用这样的话术掐断了他和戴英的交流。

风险太高了。

如果当时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在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中，有一种是梁倏亭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在情绪的支配下，双方的言辞越来越尖锐，即使是冲动，即使事后会后悔，但是在那一刻，戴英说要分手。

光是想象，梁倏亭的太阳穴就疼得近乎裂开。

那天的对话，或者说争吵中断后，梁倏亭离开了戴英的出租屋，而戴英并没有和他一起回家。

第二天早上，梁倏亭在去见戴英的路上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梁倏亭，他被公司派去了外地出差，归期不定。

梁倏亭将车急停在路边，听到戴英继续说，“我们下午就出发，你不用来送我。我在公司，晚点会和同事一起去机场。”

电话没有挂断，可是好长一段时间，双方都无话可说。

最后，梁倏亭说：“注意安全，落地给我打电话。”

戴英说：“好。”

就这样，他们迎来了一段堪称冷战的时期：见不到面，虽然还是会通电话，却一致地回避重点，例行聊完彼此的睡眠、天气和一日三餐，就挂断电话。

是梁倏亭先选择了避重就轻、粉饰太平。他退一步，就别怪戴英会退十步。他说要“各自冷静”，可是没有人能确定冷静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要过多久、变成什么状态才算是足够冷静。更糟糕的是，也许只有情绪激动的状态下，戴英才会把他掩藏的想法说出来。当他们恢复冷静，就再也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梁倏亭为他们的关系规避了最坏的结果，换来的是一场轻微到恍若不存在，却顽固的、长久的“慢性病”。

“年会那天，戴英能来吗？”

母亲温柔的声音把梁倏亭从思绪的漩涡中叫了出来，她问，“你有没有好好地邀请他？”

岁末年初，大大小小的年会、晚宴和沙龙接连不断，梁倏亭收到了许多合作方和朋友的邀请，他主管的集团子公司也即将开办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