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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圆周率》（第3页）

隆美尔直视着我的眼睛，“法国人在最后处决了他。他在被俘前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让一个侥幸逃脱的士兵带回来。信里说……”

隆美尔从军装内袋取出一个泛黄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信纸，递给我。

信纸上有几处褶皱和淡淡的污渍，但字迹清晰。

“埃尔温，若你读到这封信，说明我已无法亲自履行对露娜的承诺。请告诉她：我最大的遗憾，是无法亲眼看着她长大。但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今天。

如果她有数学天赋，请鼓励她走下去。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能看见秩序的眼睛。如果她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支持她去追求。生命太短暂，不应浪费在他人设定的轨道上。

告诉她，月亮总是完整的，即使我们有时只能看见它的一部分。她的名字里，有整个宇宙的秩序和力量。

你的朋友，托马斯。”

我握紧了咖啡杯，瓷器的冰凉透过掌心传来。

不是尖锐的疼痛，更像是一种高维空间被强行投影到二维平面时产生的扭曲和压迫感。父亲的形象不再是模糊的符号，而变得具体。

一个热爱数学却被迫拿起枪的青年，一个为爱情反抗家庭的儿子；一个在生死抉择面前，用沉默守护了战友和任务的军人。

他把他未能实现的数学梦想，和他所理解的“力量”与“秩序”，寄托在了我的名字里。

“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之一，露娜。”隆美尔郑重地说，“不仅是在战场上。”

我深吸一口气。这是一种迟到的信息输入，它修正了我对“父亲”这个变量的估值函数，也部分解释了我自身某些特质的来源。基因中可能存在的数学倾向，名字所承载的预期，以及……某种或许存在的、对“坚守”的潜在认同。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叔叔。”我的声音听起来比预想的要平稳，“这很有价值。”

他转而压低声音，语气变得严肃：“露娜，你即将进入柏林大学，那里是思想的殿堂，但也正变得复杂。最近柏林，乃至全国，一些极端的思想开始盛行，声音很大。你要保持清醒，专注于你的数学世界。不要被那些喧嚣的标签和简单的口号迷惑。人应该以其思想和行为本身来评判，而非他出生的群体。”

初到柏林时目睹瑞秋遭受的关于“犹太人”无端的霸凌；前几天卢恩提起冯·诺伊曼决定接受普林斯顿的邀请，移民美国，据说直接原因是愈发高涨的反犹思潮，让这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嗅到危险的气息，他认为这里不再是适合纯粹研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