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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谁持白羽静风尘（第15页）

“王安石。王介甫……”皇帝来回踱着步，语气中掩饰不住激动。

石越默默地望着皇帝，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如他的表情那么冷静，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觉，石越的衣服也在微微颤动着。

在偏殿的君臣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石越与王珪这才告退。王珪因为轮值，便径直往南回政事堂，石越却是取道东华门出大内。他才走到东华门，迎面便见着几个宦官正服侍着雍王赵颢在门外下马。他虽然颇忌讳与这位“贤王”打交道，但这时候却也不能故意躲开，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向赵颢见礼。

赵颢亦不料遇着石越，虽然亲王之贵，在宋之爵位中为最尊，但有宋一代，亲王位在宰相之下，石越名位，比于宰执，赵颢不敢怠慢，连忙回礼，一面笑道：“小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子明，亦是在此东华门外。不觉便亦已是十余年了。”

石越忙笑道：“臣已是老了，大王风采却更胜十余年之前。”

赵颢笑道：“司马光常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子明这话，却有点言不由衷了。”又看了一眼石越，问道：“王禹玉呢？官家今日不是召见你们两个么？”

石越不料赵颢对禁中之事如此熟悉，亦不避讳，不觉愣了一下，道：“今日王禹玉轮值。”

“可是又‘金带系袍回禁署’了？”赵颢玩笑道。

石越亦不觉莞尔，他知道这是当年梅尧臣写王珪的诗，因王珪是典型的太平宰相，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经通判扬州，几乎是“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宋朝开国一百余年，他的际遇也是异数。当年梅尧臣作此诗时，王珪还只是翰林学士，经历坎坷的梅尧臣便非常羡慕他，因诗词唱和，半真半假的写道：“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石越因笑道：“王禹玉是天生富贵命，他人比不得。看看他的诗，又是‘晓日初临金阕动，春风正与玉杯期’，又是‘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金璧珠碧，不是富贵人，断不能写出这种富贵诗。”

赵颢哑然失笑，“至宝丹么？”至宝丹是当时的一剂名药，由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研制而成，其成分珍稀难求，因此价格昂贵。王珪虽是“欧门弟子”，以文名著称于世，但行文风格与欧阳修却绝不相同，因为他诗作多写得富丽堂皇，镶金嵌玉，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赵颢又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惜子明已不肯作诗。”

“实是江郎才尽了。”石越连忙笑着岔开话题，委婉提醒道：“大王可是奉诏觐见？”

“若是官家或太后召见，小王岂敢耽搁？”赵颢却装作听不懂石越话中之意，依然笑容可掬，“不瞒子明，我是来说项的。几个奴才听到王希烈坏事，盯上了御药院的差使，跑到我跟前又哭又闹，非逼着我来说情……”他一面笑着，一面却望着石越，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希烈坏事了？”石越一脸愕然，“这是何时的事？怎的一点风声也没有？”

赵颢狐疑地从石越脸上将目光移开，笑道：“便是刚刚的事情。官家让李向安传旨，着他北京养病。不过这个时候，王希烈多半正在托人求情，不见一次官家，他哪能甘心便走？”

石越听出赵颢的话中似有提醒之意，王中正在宫中数十年，兼之宋朝的宦官，多数倒是家传的职业，可以说都是根深蒂固，这么不明不白被赶到北京，没明白皇帝的心意之前，王中正又岂肯束手就范？而皇帝的心意，也是会变的。皇帝也有却不开的情面。但石越却也只能装聋作哑，因笑道：“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多留，又抱拳道：“下官尚有些些俗务，就此告退了。还乞大王恕罪。”

“子明自便便是。”赵颢微微笑道。望着石越匆匆忙忙上车离去，赵颢这才转过身来，冷冰冰地喝道：“进宫。”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内侍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未为自己申辨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说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些人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了，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脱党争的形迹；一些人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