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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是两天之后到的,德布罗意一下子就被捧上了神坛。在他那篇论文里,爱因斯坦看到了物理学的一条新路的起始:“他掀开了大幕的一角,量子世界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困境了,而这是其中的第一缕微光。”
三、耳中的珍珠
一年后,德布罗意的论文落到了一位优秀却失败的物理学家手里,物质波在他脑中不断延展,被放大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比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困扰着整个欧洲的苦难,埃尔温·鲁道夫·约瑟夫·亚历山大·薛定谔亲身经历了一大半。他破产了,得了肺结核,父亲和爷爷在短短几年内相继去世,外加一系列个人生活和职业上的羞辱,最终断送了他的事业。
相较之下,他的大战岁月倒是惊人地平静。一九一四年,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了威尼托平原,去指挥奥匈帝国的一小支炮兵队。去意大利时,薛定谔是自掏腰包买了两把手枪的,可从没机会用到。他被转移到了意大利北部上阿迪杰地区的一处山中要塞,享受着新鲜空气,而在他脚下两千米的地方,不计其数的士兵挖起了战壕,并死在其中。
他唯一真正的惊吓发生在他在要塞塔楼上担任瞭望员的那十天里。薛定谔看着星星睡着了,一醒过来,只见一排光亮在山坡上前行。他一下子就弹了起来,从光亮覆盖的面积来看,至少有两百人,是他队伍人数的三倍都不止。可能要参与真正的战斗,他害怕极了,从房间的这头跑到那头,就是想不起来,哪种警报是他该发的。他正要去摇铃,突然意识到,那光亮是一动不动的,再用望远镜一看,原来只是圣艾尔摩之火:由于暴雨将至,要塞周围的铁丝网尖端堆积了静电,就冒出了等离子的“火苗”。薛定谔被彻底迷住了,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蓝色光点,直到最后一处消失。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怀念那串奇异的冷光。
他就这样无所挂念地度过了战争的日子,等待着从未到来的命令,撰写着无人阅读的报告,陷入了一种极端闲散的状态。他的下属都抱怨说,他不到午饭时间不起床,吃完又要睡上一下午的午觉。他二十四小时都很困,站不到五分钟。而且他似乎把战友们叫什么都给忘了,仿佛有什么腐蚀性的瘴气侵入了他的大脑。虽说他也尝试过用这闲暇时间翻翻同事从奥地利寄来的物理学文章,可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每一个想法都会绊在下一个上面,他都觉得,这乏味的战争是不是让他患上了精神病。睡觉,吃饭,打牌。睡觉,吃饭,打牌。这也叫生活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都没在想战争何时结束了,这样一个东西,它可能结束吗?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时,薛定谔回到的是一个被饥饿所围困的维也纳。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眼看着他从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彻底崩塌了:皇帝被废黜,奥地利成了共和国,他母亲在赤贫中熬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盘踞在她乳房里的肿瘤啃噬着身体。薛定谔没能挽救他家族的油毡厂;战争结束了,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封锁仍在,它破产关门了。战胜国眼睁睁地看着奥匈帝国分崩离析,数百万人挣扎求生,没有食物和煤炭来过冬。一时间,维也纳的大街上满是残缺不全、身背战场幽灵的士兵们,被壕沟中的毒气所破坏的神经把他们的五官扭成了狰狞的形状;他们的肌肉抽搐着,旧军服上的奖章也跟着晃了起来,像麻风病院的铃铛一样叮当作响。管制着百姓的军队和他们所要平息的对象一样地虚弱和饥饿;他们每天收到的肉不足一百克,上面还会钻出白花花的肥虫。而当军队分发起从德国运来的那一丁点食粮时,现场总是一片混乱:某次骚乱中,薛定谔见众人把一名警察从马上推了下来;也就五分钟吧,那匹马就被围在那儿的上百个妇女大卸八块,一点肉也没剩下。
薛定谔靠微薄的工资生存着,偶尔会去维也纳大学教教课,剩下的时间则无所事事。他努力把叔本华给啃完了,并由此认识了吠檀多哲学,同时了解到,在广场上被肢解的那匹马,它惊恐的眼睛也是为它的死而哭泣的警察的眼睛,啃着生硬的马肉的牙齿也就是在山上嚼着牧草的牙齿,而那颗从马胸中掏出来的心脏溅在那些妇人脸上的正是她们自己的鲜血,因为所有个体的表现都只是梵天的映像,他才是世间一切现象背后的绝对的真实。
一九二〇年,他和安妮玛丽·伯特尔结了婚,但婚前洋溢在这两位情人间的幸福只持续了不到一年。薛定谔找不到好工作,而他妻子当秘书一个月的工资比他当老师一年挣得还多。他逼她辞了职,而他成了个流浪物理学家,从一个没钱的岗位跳到另一个更没钱的,还拖着他的老婆:他从耶拿去了斯图加特,从斯图加特去了布雷斯劳,又辗转去了瑞士。到了那儿,他似乎转运了,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的带头人,可才过了一个学期,他就因为急性气管炎而被迫停课,这也成了他肺结核的萌芽。他不得不去山里待了九个月,呼吸清洁的空气,和他妻子一起被送到了奥拓·赫维希医生开在瑞士阿尔卑斯地区的阿罗萨村里的一家疗养院,后来几年,每次他肺部状况恶化时,总会回这儿来待一段。这是他第一次来,在魏斯峰的阴影下接受了严苛的高海拔治疗,病几乎痊愈了,虽说留下了个谁都没法解释的后遗症:近乎超自然的听觉敏感。
一九二三年,薛定谔三十七岁,终于在瑞士安定了下来,过上了舒服的日子。他和安妮都有好几个情人,但都容忍着对方的不忠,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唯一让他良心不安的是他对才华的浪费。他从小智力优势就很明显:在学校里,他的成绩总是最好的,还不仅仅是他喜欢的科目,而是所有。他的同学们都习惯了,埃尔温什么都知道,以至于几十年后,其中有个人还记得小薛定谔没能答上来的唯一问题:黑山的首都在哪里?天才的名声一路伴随他来到了维也纳大学,他的本科同学在提到他的时候,用的词也是“那个薛定谔”。他对知识的渴求涵盖了科学的所有领域,包括生物和植物学,可他同时还痴迷于绘画、戏剧、音乐、语言学和经典作品研究。这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加上他在精确科学中展现出的显而易见的天赋,使得他的老师们都预言说,他会有个辉煌的未来。然而,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那个薛定谔已经泯然众人。他发表的文章里,从没有哪篇是为学界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他没有兄弟姐妹,也没跟安妮生过孩子,万一他在这个年纪死了,这个家族的名字也就永远消逝了。生理和智力上的双重不育让他想到了离婚;或许他该抛却一切,从头开始,可能他该把酒瘾给戒了,对女人不再见一个追一个;要么就干脆忘掉物理,一头扑进能唤起他激情的另一种事物里。也许吧,也许。这一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想着这个,可他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跟他老婆吵架,越吵还越凶,趁着她跟他同系的同事,荷兰物理学家彼得·德拜搞到了一起,还分外地热烈。他觉得没什么盼头,未来越来越灰暗了,也有越来越多的重复。这么一想,他就又一次地跌入到了大战时期把他摧垮的那种懒散里。
就是在那样的状态下,他接到了他系主任的邀请,请他开个讲座,讲讲德布罗意的理论。薛定谔以一种打学生时代起就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他翻过来倒过去地分析了法国人的研究,也跟爱因斯坦一样,当下就发现了王子这篇论文的潜力。他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下嘴的地方。做讲座的时候,他在整个物理系面前趾高气扬的,像在介绍他自己的想法:他解释说,量子力学,别看它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它是可以用一个经典范式来驯服的。要探究这个尺度,根本不用改变我们学科基本的原理,不用一大一小两种物理学。而且我们都可以解脱了,那该死的神童,沃纳·海森堡,我们再也用不上他可怕的代数了!薛定谔说道。引起了同事们的一阵哄笑。如果德布罗意是对的话,所有原子现象就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了,甚至说,它们不过是一种永恒基质的个体表现罢了,埃尔温放言道。可正当他要发表总结陈词,德拜生生把他打断了。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波,德拜道,是相当愚蠢的。说物质是波构成的,这是一回事,但要讲明白它是如何波动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凡薛定谔先生说话还想保有一丁点的严谨,他也该拿个波方程出来。没有方程,那德布罗意的论文就跟他们那些法国贵族一样,既迷人又没用。
薛定谔夹着尾巴回家了。德拜可能是对的,可他的言论不仅粗野无礼,而且完完全全就是恶意的。狗屎荷兰人,我早就烦他了,瞧他盯着安妮的时候的那副样子吧,她怎么回看他的就不提了……狗崽子!埃尔温把自己锁在了书房里,喊着:来舔我屁眼儿啊!吃屎去吧!都他妈给我去死!他拿桌椅出气,摔书,直到一阵咳嗽叫他跪了下来,在离地几公分的地方喘着,用手帕捂着嘴。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一摊血,像一朵盛放着的巨大的玫瑰。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标志了:他的结核病复发了。
薛定谔是圣诞节前不久到的赫维希疗养院,发誓不研究出一个可以堵住德拜狗嘴的方程就不回苏黎世去。
他又搬进了上次的房间,隔壁住的就是院长奥拓·赫维希的女儿。这位院长把整个疗养院隔成了两个部分,一边住着重症患者,而另一边则是像薛定谔这样的病人。妻子死于分娩并发症之后,院长一直一个人过,照管着他青春期的女儿。这女孩儿四岁时就得上了肺结核,作为父亲的奥拓很自责,因为她从小就在病人膝下爬来爬去的。她曾目睹成百上千个和她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相继死去,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她浑身散发着一种超然的平静、清澄脱俗的气息;只有在她肺里的细菌醒过来的日子,这种气质才会被稍稍扰乱。到了那时,瘦得不成样子的她就会穿着沾血的裙子游荡在疗养院的走廊里,两边的锁骨似乎下一秒就要扎穿她的皮肤,就像初春时的鹿角。
薛定谔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但即便是在这个年纪,也叫他目眩神迷。在这点上,埃尔温也和其他患者一样,都着了这个怪女孩的魔:他们所有人发病和缓解的周期似乎都跟赫维希小姐同步了。她父亲觉得,这是他做了一辈子医生见过的最神秘的现象,可以类比动物王国的一些奇观,譬如椋鸟的同步飞行、蝉的狂欢,或是蝗虫的变态——这种孤僻温驯的昆虫突然就变换了尺寸,改换了性格,成了一场无法平息的灾害,它们可以夷平一整个地区,然后大量死亡,为生态系统提供过量的营养,叫当地的鸽子、乌鸦、喜鹊、野鸭和乌鸫吃撑到飞不起来。女儿健康的时候,院长敢打赌说,他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病人;而只要她一发病,他就知道,马上要有空床了。这女孩已经不止一次濒临死亡,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像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一样:她会体重大减,仿佛缩水了一半,一头金发变得像新生儿一般纤细,而她的皮肤,平日里已经跟死尸一样白了,这会儿则是近乎透明。在生死世界间的来去剥夺了她童年的快乐,而回报给她的是远超她年龄的智慧。卧床数月,她不仅看完了她父亲的科学类藏书,连出院患者留在那儿的,以及慢性病人收到的那些赠书,也都被她一一读完了。不拘一格的阅读和持续的禁闭赐予了她异常清醒的头脑和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薛定谔上次来的时候,她就缠着他,问了许多关于理论物理最新进展的问题,她似乎紧跟着时事,尽管她和外界几乎没有接触,最远也就是去去疗养院周边。年仅十六岁的赫维希小姐,其心智、仪表和气场已经像个比她大得多的女人了。薛定谔则正相反。
他将近四十了,长得仍然像个年轻人,心气也像青少年。跟同龄人不同,他极不正式,穿得也像个学生而不是老师,这常常给他带来麻烦:有一次,他在苏黎世一家酒店用他自己名字订了房,可前台以为他是流浪汉,就不肯给他钥匙;还有一次,他去参加一场著名的科学会议——他确实受邀了——却被保安给拦住了,只见他满头是灰,鞋子上包着一层泥,原来他是爬山过来的,任何有身份的公民都会选择火车。而赫维希医生对于薛定谔这种有点反常规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后者常会带着情人过来,但即便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院长对他尤其敬重,只要这位物理学家身体允许,两人就会出去滑上很久的雪,或是到附近去登山。那回薛定谔入院的时候,恰巧遇上这位医生时隔多年,终于想让他女儿融入社会生活看看。为此,他给她报了达沃斯最有名的女校,可入学的时候,她数学没考过。于是,薛定谔前脚刚踏进疗养院,院长就凑上去问他,能不能抽几个小时辅导一下他的女儿,当然,只要他的健康状况和工作安排允许。薛定谔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这个请求,随后就一步两蹬地上了楼,只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从他感受到山间稀薄空气的第一分钟起,就有什么在他想象中成形了,而他知道,任何的分心,哪怕微乎其微,都有可能消解这种魔力。
他进了房间,没脱大衣和帽子,就坐到了桌前。他打开本子,开始记录他的想法,起初很慢,没什么条理,后来则快得像发疯一样,精神越来越集中,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一连工作了几个小时,没站起来过一次,背脊骨从上到下地痒,只有当太阳微露在地平线上,他累得都看不清纸上写的什么了,他才爬上床去,穿着鞋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嘴唇裂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头疼得像喝了一整晚的酒。他打开窗户,放了点冷空气进来,好让自己醒醒,紧接着就坐到了椅子上,迫切地想检查一下昨天灵光一现的成果。笔记翻着翻着,他的胃里就开始翻腾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从前往后、从后往前读了好几遍:全无意义。他看不懂自己的推导,不明白是怎么从上一步过渡到下一步的。而在最后一页上,他找到一个大致的方程,跟他要的那个很类似,可是跟前面的东西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就像有谁在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溜进了他的房间,把它写在那儿了,给他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题,就光光只是想折磨他。而前一天晚上的脑力风暴,他此生最激烈的一次,放到此时再看,也跟可悲的自大狂发作,或是业余物理学家的胡话没多大差别。他揉了揉太阳穴,想让神经稳定下来,顺便赶走在他脑中嘲笑他的德拜和安妮,可他难受坏了。他抄起本子就往墙上扔,纸页都从脊骨上脱开了,散落一地。他烦透了自己,就换了衣服,低着头下到了餐厅里,随便找了张空位子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