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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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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成年人侦讯所（La Brigade des Mineurs）隶属于法国各地区司法警察机构，负责打击任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保护。

G在旅馆里年租了一间房来躲避未成年人侦讯所的审查（他称之为“迫害”）。他之所以会选择这家不起眼的旅馆，是因为它的位置很理想。旅馆就在我学校正对面的街上，同时背靠一家G常去的餐厅。某位无条件地支持他工作的慷慨的资助者，赞助了这笔价值不菲的投资。如果不这样做，警察一直追着不放的话，G还怎么写作呢？艺术才是最重要的！

和他距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小公寓一样，这里一进门也是一张床，很大，占据了房间的中心。比起坐着或站着，G更多时候是躺着，他的生活以及我的生活，都将和这张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愈加频繁地在这间房里过夜，不再回家，除非母亲强制。

有一天，G得知他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真菌感染。艾滋病毒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漫长的一周里，我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化验结果。我并不害怕，内心已视自己为悲剧中的女主角，为爱而死，何等殊荣！我温柔地抱着G，轻声地对他这么说。不过，他看上去远没有那么镇定。他的一位朋友得了这种病，已病入膏肓，疾病让他的皮肤上布满了深色的斑痕。因此G知道这种病毒的厉害，先是身体的衰弱，然后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没有什么比肉体的衰败更让他害怕的了，他的一举一动中都充满了恐慌。

G住进了医院，等待进行所有必要的检查，并随之接受了相应的治疗。关于艾滋病的可能被排除了。某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正好在他病房里，坐在他床边，便接起了电话。一位听上去很尊贵的女士想要和G说话。我问她是谁，她用郑重的语气回答道：共和国总统在等着听电话。

我后来才知道，G一直在他的钱包里放着一封总统给他的信，信中对他的文笔和广博学识赞不绝口。

这封信对G来说就是一个护身符。万一被捕，他觉得这封信可以救他。

最终G并没有在医院待多久。他先是散出消息说自己得了艾滋病（一旦确信自己没得这病，做起来就简单多了），然后戴上了新墨镜，将脸遮住更多，一直戴着，并拄上了一根手杖。我开始有点明白他的把戏了。他喜欢把自己的处境戏剧化，以博取同情。他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他的谈资。

随着新书的出版，G受邀参加知名度最高的一档文学节目，它可以称得上是作家心中的麦加。他让我和他一起去。

坐在载我们去电视台录影棚的出租车里，我将鼻子紧紧地贴在车窗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昏暗的街灯下，拥有百年历史的房子飞快掠过，建筑，树木，行人，情侣。夜幕降临。G还是戴着他始终不变的黑色墨镜。但透过塑料墨镜片，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不满的目光。

“谁让你化妆的？”他终于没忍住。

“我……我不知道，今晚，是个特别的场合，我想要漂漂亮亮的，为了你，为了让你高兴……”

“你又为什么会觉得我爱的是这样的你，涂脂抹粉的？你想要看起来像个‘女人’，是吗？”

“G，不是的，我只是想看上去漂亮些，为了你，仅此而已。”

“但我爱的是你自然的样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没必要这么做的。你这个样子，我一点都不喜欢。”

碍于司机的存在，我忍住了眼泪，他大概也觉得G作为我的父亲，这么批评我很有道理吧。小小年纪，就像个妓女一样浓妆艳抹的！长大后还能有什么好？

一切都完了。晚上的活动会是一场灾难，我的睫毛膏花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看起来的确很不像样。我要向不认识的人问好，那些大人看见我在G的怀里时都会换上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而我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还必须保持微笑，正如每次他将我介绍给他朋友时那样。而我当下却连想死的心都有，因为他刚刚说我不再让他喜欢了，这话让我心碎。

一个小时以后，经过几番爱抚、柔言细语与调解，他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我并唤我“心爱的孩子”“漂亮的女学生”，我便又出现在录影棚里，满心期待地坐到观众席上了。

三年后，G还会再次参加这一档节目，那也是让他最“出名”的一次，因为至少他会在现场受到“质问”，而且不仅仅是一点而已！几年后我在网上找到了当时节目的一个片段。这期节目要比我参加的那期出名得多，因为在那年，也就是1990年，G不是去谈论他那本无关痛痒的哲学词典，而是为他最新出版的一卷私密日记辩护。